，这几日，毛文龙也没有离开山海关。

　　其实孙承宗叫不动毛文龙，是毛文龙自己想看韦宝现在的实力。

　　光是听说韦宝打算用两千人打败建奴大军，还要割上千颗建奴人头回来，毛文龙就好奇心大起了。

　　要说没有一个人相信韦宝能办成这事不假。

　　但是要说有半个人相信韦宝能办成这事，这个人一定是毛文龙。

　　毛文龙对韦宝的了解，甚至比韦宝现在的岳父之一吴襄更多。

　　吴襄嘴上说相信韦宝，心里根本不将韦宝打建奴的事情当成一回事。

　　大明的制度决定了这一切。

　　洪武时期在制度实践上，也未始不有古典经书的投射存焉。

　　洪武十三年，朱元璋借胡惟庸案，废除丞相制度。他后来声言：卒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并不曾设立丞相。

　　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。

　　汉唐宋因之，虽有贤相，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，专权乱政。

　　朱元璋所谓“自古”固属饰辞，但他确对古制有过研究，不能完全排除他回复古制的愿望。

　　洪武年间官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，官名和新的机构名也不断浮现。

　　四辅官、大学士的设立，均为朱元璋比附经典、斟酌古制而成。

　　洪武时还曾仿照《周礼》，改给事中名为元士，后又改为源士。

　　朱元璋强力推行的《大诰》，定名亦来自《尚书》。

　　综而言之，朱元璋的制度来源，若综合四种来源，蒙元，汉族传统，自我作古，远仿三代。

　　当以“多元到一元”来解读洪武制度的复杂来源。“多元”即意味着洪武制度的来源多元，也是解读洪武制度的视角、进路多元。

　　“一元”则意在凸显朱元璋的熔铸作用。

　　经过朱元璋的头脑过滤、刻意形塑和制度实践，多元的元素得以整合，并且打上了朱元璋个人的独特印记，不再是原先各自的本来面目了。

　　这体现在古经中的经典政治理念已为朱元璋所深刻改造；唐宋以降君权加重的趋势加剧，而士大夫所鼓吹的绝对忠君等理念也为朱元璋所利用、强化；蒙元制度中的臣僚奴化为朱元璋所承袭，官僚工具化和服务取向加深，同时分封制、边疆管理等隐微之处也为朱元璋所改造吸收；红巾军早期制度遗产，朱元璋本人的原创元素，也都赋予了新的形式。

　　所以说大明的一套体制是很独特的。

　　朱八八也的确是建立制度的天才。

　　洪武制度应被视作一个“多元到一元”的演变过程。

　　虽然来源复杂，但洪武制度最终以开国之君创业垂统的面貌确定下来。

　　朱元璋凭藉恢复中华的名义，在政权建立之初获得了相当大的合法性。

　　他的政权又来自于一个完全独立、无所依傍的军事集团，不需要依靠、妥协于任何社会阶层和地域集团。

　　于是，朱元璋本人的权力，得以无所顾忌地生长、扩张，他的创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、裁量权和随意性。

　　正所谓“帝方操威柄，学士无所参决”。

　　明朝制度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就是朱元璋制度。

　　洪武制度即是“多元到一元”，有明一代，明朝人对朱元璋的崇拜和遵从，死心塌地，从未动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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