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得私煮盐，犯者四岁刑期，主吏二岁刑。”

　　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“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”。

　　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，唐朝始立榷盐法。榷的意思是独木桥。

　　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，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。

　　实行民制、官收、官运、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，严禁私煮私贩，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。

　　榷盐法实施后，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，每斗达370钱，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。

　　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，盐课岁入40万贯，大历年间天下财政收入为1200万贯，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。

　　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，榷盐法仍在继续，其他物价都在回落，只有盐价逆市日涨。

　　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，盐利贡献最大。

　　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。

　　南宋政府财政中，“鬻海之利居其半”。

　　在食盐财政之下，北宋时期出现了“盐钞”和“交子”。

　　作为一种信用票据，盐钞就是“用钞请盐”。

　　对南宋朝廷来说，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，故时人有语“南渡立国，专仰盐钞”。

　　“交子”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，一交为一缗，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。

　　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，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。

　　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，“国家财赋，盐利为盛”，“国之所资，其利最广莫如盐”。

　　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，“国家财赋，所称盐法居半者，盖岁计所入，止四百万，半属民赋，其半则取给于盐荚”。

　　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，以“盐引”控制食盐专卖。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，官方就给一张引票，凭此引票，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，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。

　　自刘晏创立民制、官收、官卖、商运、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，沿用855年，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、商收、商运、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。

　　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。

　　清朝实行官督商办，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，而不直接买卖食盐。

　　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，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-4倍，年利润率则高达%。

　　有清一代，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。

　　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，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，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。

　　一方面，扬州盐商以专利而暴富，另一方面，上至皇帝，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，皆以盐商为利薮，竞相分肥，导致食盐成本越来越高，价格越来越昂贵。

　　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图谋变革盐务官制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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