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一批上来。

　　西欧封建社会没这问题，领主管农民，国王只能找领主要赋税，领主不用贪污，因为农民的地租本来就是他的。

　　同时也意味着西欧君主权力弱小，国家也不强，必须跟领主分权。

　　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基本延续这种治理思路，政府管的越少越好，管的越少代理成本自然也越少。

　　如何消除腐败，中国传统社会寄希望于德治、贤人，实践证明完全破产。

　　后来又有一种“制度神话”，这是西方人近代以来给弄出来的，通过一种制度设计，加上人人为己的基本假设，就可以通过监督制约消除腐败。

　　全部消除肯定不可能，至少在成本没有增加多少的情况下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

　　但是，这只是一种假设，有生活经验或者有一点点博弈论知识的人都可以明白，这种假设在现实中不存在，参与博弈的人轻松可以把设计制度时期待的对抗博弈变成合作博弈，而且随着博弈次数越来越多，合作默契必然会建立。

　　后世欧美许多两党制度的国家早就在一百多年的博弈中形成了默契，垄断了美国政治所有资源，把普通老百姓想改变的努力扼杀在摇篮中。

　　国会、政府、法院和社会组织、企业之间也形成了很多腐败的潜规则和默契。

　　国会两院的议员，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参议员，设计之初就是让他们代表各州人民监督联邦政府，可是现在后来变成了联邦政府、企业之间的腐败掮客。

　　参议员和众议员有两种不同层次的腐败，低层次的腐败就是多报花账，高层次腐败就是用自己承担的职务，为企业谋取利益。

　　联邦和州两级议会的议员都拥有很多权力，特别是其中一些长期担任议员的，掌控着法官和很多国家机关关键职务的提名权，掌控着监督政府部门的权力，围绕着这些资深议员形成了复杂的腐败和利益输送网络。

　　在社会生产条件一定的情况下，搞监督部门、监督人员、监督制度，不是没有作用，而是作用有限。

　　随着时间进行、博弈次数增加，都会慢慢失效。

　　举个博弈论的经典例子：囚徒困境，如果两个罪犯是第一次被抓，第一次被隔离讯问，他们都会倾向坦白，让警察获得最大胜利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两个罪犯是惯犯，几十年了都一起做案，经常进警察局，还能指望囚徒困境会起作用？

　　搞三权分立起不到作用，其他监督机制的作用也会随着时间递减。

　　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只能依靠生产力水平、科学技术的升级。

　　打个简单的比方，让税务人员挨家上门收税，肯定贪污严重，让商家都装上税控收款机，贪污自然减少，不用什么教育、也不用搞人盯人的制度建设。

　　假设用现代技术条件穿越到明朝管理国家，贪污的空间就被压缩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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