句‘可以办，但前提是皇帝不知道。’
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朱棣，这个案件最终还是要闹到御前，所以你找我想办法没有任何的作用，搞不定皇帝等于白扯。
在这种势必造成极大影响力的案件面前，王雨森作为一名官员，展露出来的政治立场不明确，唯唯诺诺和中庸两边倒。
既帮助朱棣出了主意，又表态自己没本事定案，要等你们搞定皇帝才行。
能搞定皇帝，还要你这个主审官做什么？
王雨森的表现跟杨士奇、朱棣、许不忌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因为这三个人都在当场表露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支持的观点，只有王雨森选择了中庸。
这也是为什么杨士奇在离开前会说王雨森。
“你跟许不忌同出常熟，但你比起他来差远了”
而在最后，杨士奇感慨自己要退了，文华殿当属许不忌，是隐晦的预感到了结果，所以王雨森心中当然懊恼，有做包拯的机会而没做，本该旗帜鲜明的支持跟他一样同出常熟的许不忌而未支持。
那么对于朱允炆如何知道许不忌大闹应天府这件事，其中谁告的密是不是就清楚了？
紧跟着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杨士奇和许不忌两人的表现。
两人在对待这起案件持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，杨士奇主张朱高燧有罪而非大罪，可以酌情宽赦。
许不忌则主张应严惩。
这两个人哪一个是大理寺的法官？哪一个是从事法律领域的主管官员？
两人一个是堂堂内阁首辅、一个是大学士兼吏部尚书。
两人都是这个国家乃至整个明联的最高领导人之一，根本不需要去分析法律层面是否严惩和宽赦其中的度，他俩只是拿这种主张来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。
杨士奇的政治立场还是以稳为主，认为当一件事情牵扯到了国家层级的时候，能宽则宽，能过则过，切忌大动干戈，波及瓜蔓。
而许不忌的政治立场就是激进，坚持一狠到底，办事办绝。
大明正在经历中国几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，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下，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恢弘王朝的前进过程节点中，需要寻求对旧有的行使统治方式进行新的改变。
两人一者提倡‘水至清则无鱼’，一者提倡‘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’。
杨士奇诘责许不忌‘人至察则无徒’，隐晦的提出如果法办朱高燧，万一将来朱文奎、朱文圻等皇帝的亲生儿子犯了罪怎么办，你还能逼着皇帝去杀吗？
而许不忌则回答‘皇权不出宫，太后要什么面子？’
已经是正面回答了杨士奇的问题，大明的太后可就是被皇帝生生气死的。
皇帝已经在亲情和国家中做出过抉择，所以他许不忌不怕。
两人之间各有各的政治主张，却用对案件的不同支持观点的方式来表现出来。
看似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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