器,古时祭祀以青铜玉器为主,陶瓷主要制作生活用品,即便是瓷业已经十分发达的额北宋,亦是如此。
但在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影响下,宋朝皇室也兴起了复古之风,宋徽宗个人对瓷的青睐,让瓷器地位迅速提升。另外这位“青铜”皇帝在宫中还收藏了大量古董礼器,并编撰成书,此举大大解决了官窑烧制仿古礼器的技术难题。
真正让瓷制品登上国之礼器尊为的,是一场国难。
靖康之变后,北宋灭亡,宫中礼器所佚失。
靖康二年,五月一日,康王赵构继帝位于应天府,改年号为建炎,为南宋第一位皇帝,史称宋高宗。
南渡后宋高宗所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皇家的面子重新树立起来,建炎二年宋高宗在扬州设立郊坛开始祭祀,然而当时都是逃难而来,根本没有礼器用于祭祀,于是宋高宗便向还滞留在汴京的官员发出号召,让他们南渡时带上礼器。
然而第二年金兵继续南犯,仓皇而逃的宋高宗好不容易从汴京带出来的礼器,又在途中“尽皆散失”。
“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,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,祭器应用铜玉者,权以陶木,卤簿应用文绣者,皆以缬代之。”
这段史书记载的资料,便是当时最好的写照。
祭祀是国家大事,规格不能偏废,所用礼器本应是铜、玉制成,却没有条件,只能是暂且用陶瓷制品来做替代。
如此海量的需求,必定要设窑进行烧制,起初南宋朝廷采用“官民混搭”的方法,与地方大窑合作,先后在绍兴府余姚县、平江府等地的窑场下单,烧制宫廷祭器,两地算是南宋官窑的前身。
宋高宗对于余姚和平江两地所生产的祭器,始终不满,终于与绍兴十三年,下令开办皇家御窑厂,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。
自此,这两个窑口,就始终承担起为宋廷烧造礼器,以及其他陈设器、生活用瓷的使命,直到南宋灭亡。
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杯是代表文物之一,它具有典型的仿汉代铜器式样,器身不满大片纹,纵横交错,线条简洁压制,釉色凝厚深沉有玉质感。
不过没有窑址出土的东西,即便是有大咖的认证,也难以成为铁证。
正如台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粉青三登方葫一样,这件文物是清宫旧藏,早年被定义为北宋官窑所制,且在三登方壶足内可有乾隆皇帝御诗《咏官窑三登瓶》:“修内成秘器,年陈陶气澄。那馀下策火,祗裂细文冰。葆有精神足,疵无髺垦曾。耤回閒玩古,即物祝三登。诗末署“乾隆甲午季春御题”。”
皇家旧藏,又有乾隆皇帝的御笔认真,已经可以说是极其富有说服力了,但这件文物迄今为止,依旧在文物圈内有很大的争议。
有人甚至提出了,此物为清代宫廷仿制品的说法,另外还有观点认为是明宣德时期的器物,因做工精致,仿真度高,就连大收藏家乾隆皇帝也把它当做北宋官窑的器物。
争执不休,最终台城博物馆,将原本定义为北宋官窑粉青三登方壶中,代表年代的“北宋”二字去除。
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,那是哪个涉及瓷器文物鉴定的硬性标准,窑址物才能确定瓷器是否真品的最关键证据。
遗憾的是,现在存世的北宋官窑文物,都不具备这个条件。
“你们最好祈祷,这些瓷器的碎片,没有被毁坏到无法被修复的情况。”
“不然,老子要你们狗命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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